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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之我见

   日期:2017-02-01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7秋    作者:朱彦民    浏览:44    评论:0    
核心提示:  内容提要《诗经豳风七月》之七月流火,古今注疏均作大火星西下,天气渐寒。其实细考原文,这种解释未必正确。《豳风七月》是
   内容提要 《诗经·豳风·七月》之“七月流火”,古今注疏均作大火星西下,天气渐寒。其实细考原文,这种解释未必正确。《豳风·七月》是一首反映周时周地周人农事的诗篇,所以“七月”并非夏历七月,而是周历七月,相当于夏历五月。这个季节正是天气炎热,不当转凉。《诗经》中有以星象表示时间的诗句,如“三星在户”、“月离于毕”等,既以星象表示时间,则不再缀以表时间的词语。而“七月流火”中既有“七月”明确表示时间,“流火”就不可能再是表时间的星象。查《诗经》中所用之“火”均不作星宿解,“流火”并非星象,而是指天气。况且《七月》一诗中,月份后所属者皆是农事、物候、节令和天气,没有属星象者,“七月流火”自不能例外。正如“九月肃霜”指凉爽的天气一样,“七月流火”应视为炎热天气为宜。

  以往读《诗经·豳风·七月》,见古今注疏皆释“七月流火”为大火星西下,天气转凉。《毛传》:“火,大火也;流,下也。”郑笺:“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孔颖达疏:“于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将寒之渐。”朱熹《诗集传》①、陈奂《诗毛氏传疏》②等后世解诗者皆遵其说而发挥之。近人余冠英谓“火(古读如毁),或称大火,星名,即心宿”,对“七月流火”的注释为“七月火星向西沉”。③陈子展也把“七月流火”译作“七月里黄昏大火星移下朝西。”④朱东润等也如此解道:“火,东方心星,大火星。流,下。流火,火星渐向西下,是暑退将寒的时候。”⑤高亨解诗也作如是观⑥,等等。陈陈相因,总觉于理未安。但疑之而已,未作深察,不敢妄加评判。

  近来世人讨论“七月流火”日炽,尤其是在网络上形成一个争论的高潮,各种言论相继涌出。察思再三,始觉有必要重新解析传统注疏。今斗胆提出己见,就教学界。

  《七月》为一首出自周时周地周人的反映农事之诗篇。徐中舒先生曾以“七月流火”非周初应有之天象,以此否定《七月》诗中农事发生在豳地的可能。⑦实则“七月流火”如以天象解之,确有许多不通之处。诗中使用周历,自不待言。旧说多失之以夏历七月当之,故千百年相互因袭,以讹传讹。或言此诗兼用夏历和殷历,或言周历兼用夏历,又有兼用豳历之说,均不可思议。其实早在清代,著名学者马瑞辰即认为“七月流火”为“周秦时历也”,“七月为周公追述之诗,故即以周时星象言之”。⑧所以郑慧生先生认为,“研究《七月》诗中的历法,优先考虑周历,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能的。”⑨《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故而郭沫若先生云:“诗中的物候与时令是所谓‘周正’,比旧时的农历,所谓‘夏正’,要早两个月。”⑩也就是说,《诗经·豳风》之“七月”,是周历七月,当指夏历五月。

  那么“七月流火”之周历“七月”,也就是夏历五月,以现在季节气候来说,也应该是逐渐炎热了。又据气象与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古今气候大有差别,彼时黄河流域气候气温比现在要炎热潮湿,相当于长江流域江南地区气候。(11)这一观点,为许多学者所遵从(12),而且也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也就是说,三千年前陕西豳地一带的夏历五月,比现在该地同季节更炎热些。如果这样,怎么可能是气候转凉了呢?将“七月流火”以天象解释为天气转凉,明显有悖于历史事实和气候常识。

  我们姑且借鉴一下其它先秦文献中对夏历五月的描述。《夏小正》于五月称:“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麋时也。”《尚书·尧典》也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礼记·月令》也称:“季夏之月,昏火中。”均言夏历五月(至六月)傍晚黄昏,大火星正挂在天空中央。那么这个月份,怎么可能发生大火星西下呢?

  据研究,在我国古代确实曾经使用过“大火历”。(13)这是在三代之前陶唐时代就已存在的一种古老历法。但是到了夏商周三代,由于各行夏历、殷历、周历所谓“三正”,这种古老历法渐渐不为人所知所用了。有学者认为在甲骨文中曾保留有些大火历的痕迹,孤证难征,值得商榷。而研究者也多不认为《诗经》“七月流火”是大火历的遗留。如近年来专门研究“大火历”的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先生举《诗经》中所保存的大火历例子,只有《小雅·正月》而不及《豳风·七月》(14),也能说明问题。《左传》中有春秋时对大火形象的描述,但其用法要么是对这种历法的历史性回忆,要么是与当时灾祸联系起来,而并非实际利用这种古历了。

  这些都说明,将“七月流火”用大火星西下解释是难以成立的。

  那么,“七月流火”到底是指何意呢?这要全篇通读该诗来看。在这首著名农事史诗里,“七月流火”之外,还有许多“八月××”、“九月××”、“十月××”等诗句与之排比并列,而这些“××”,无一不是与农事、物候、天气有关之事类。比如“八月萑苇”、“七月鸣鵙,八月载绩”、“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九月肃霜,十月涤场”等等。在这其中,“萑苇”、“载绩”、“其获”、“陨萚”、“剥枣”、“获稻”、“筑场圃”、“纳禾稼”、“涤场”等为农事,“鸣鵙”、“鸣蜩”、“斯螽动股”、“莎鸡振羽”、“蟋蟀”、“在野”、“在宇”、“在户”和“入我床下”以及“食郁及薁”、“亨葵及菽”、“食瓜”、“断壶”、“叔苴”等为物候,“肃霜”为天气。对于“肃霜”,王国维先生云:“肃霜犹言肃爽”,“九月肃霜,为九月之气清高颢白而已。”即认为是肃爽气清的天气。(15)这就是说,并无一个与天象有关。那么,如果将“七月流火”单独例外地解作大火西下的天象,则显得殊不通情理。我们认为,与“九月肃霜”应视为一种凉爽的天气一样,“七月流火”应该是为炎热的天气为宜。这样才能与整首诗的体例和意义相称。

  在《诗经》中,用到“火”字者共有四处,其它三处都不做星象“大火星”解,而用“火”字本义和引申义。如《郑风·大叔于田》:“叔在薮,火烈具举”、“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在薮,火烈具阜。”又如《小雅·甫田之什·大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再如《商颂·长发》:“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均指天气之火热、炎热和气势如烈火般炎盛。那么何以“七月流火”一处就能指星宿大火呢?而仅在此处,郑《笺》、孔《疏》及后来之注释,均作星宿大火解而无一人说明其出处何在,无一人举出坚实之证据和理由来,其可信度也就非常之低了。

  在《诗经》中,确实有星宿天象的记载。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嘒彼小星,维参与昴。”《?{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陈风·东门之杨》:“昏以为期,明星煌煌。”《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绸缪束刍?,三星在隅。”“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小雅·节南山·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小雅·谷风·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小雅·鱼藻·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等等。

  这些出现在《诗经》中的星宿天象,要么是诗人发辞之起兴,要么是时间之代称,而以前者居多。即使是描述时间例句中,也均为直接以天象代指时间,如“嘒彼小星,三五在东”、“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月离于毕”等,未见既言天象再联系具体时间如月份日期者。如果“七月流火”之“流火”是指天象,则明显是个例外。也就是说,“七月流火”之“流火”如果是天象,在“人人皆知天文”之“三代”(16),自然已经表示出了时间,就不必再于前面缀以“七月”。既说了表示时间概念的“七月”又缀以所谓天象的“流火”,不仅违背了《诗经》以天象代称时间的习惯,而且也造成了语言上迭床架屋的重复冗文。这在以简明为宗旨的诗歌文体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也说明,“七月流火”之“流火”不可能是指天象中的大火星之流下。

  在《诗经》中提到天象,多指大范围的星宿,而少见提到具体的星座的。如《小雅·大东》中的“女”、“牛”、“毕”、“箕”、“斗”等,《小雅·渐渐之石》中的“毕”,《唐风·绸缪》中的“三星(心宿)”、《小雅·巷伯》中的“箕”等,都是在二十八星宿理论形成之前常见的星宿。而提到的具体星座只有金星,称为“明星”(《郑风·女曰鸡鸣》)或“启明”或“长庚”(《小雅·谷风·大东》),按金星为内行星,晨现于东方称之为启明,昏现于西方称之为长庚。此星星体明亮,且昏晨以时,故常被人看见。除此之外,《诗经》中没有称其它星座者,同样的,“心宿二”的大火星,并没有证据表明它已经出现在《诗经》中。而对于《唐风·绸缪》的“三星”,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为心宿三星,一说为参宿三星,一说为河鼓三星。又说“三星”分别三章而各自为参、宿、河鼓。这也可见对于古诗的理解,因为涉及到已经陌生了的先秦天象,所以向来歧义多生,盖未能得其正解矣。

  再者,在先秦文献中,在指称心宿和大火时往往并不直接称为“火”,而是称为“心”、“大火”、“星火”、“鹑火”等等。如《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左传》襄公九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昭公八年:“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昭公九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僖公五年:“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单言“火”时则情况较为复杂。一是指火灾,如上举的“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左传》隐公四年:“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隐公六年:“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又如僖公二十四年“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宣共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亦皆用“火”字本义和引申义。二是指“大火”或“鹑火”,如《国语·周语中》“火见而清风戒寒”是指大火心宿,而《国语·晋语二》中的“火中成军”、“火中而旦”的“火”,应是指柳宿的鹑火。准此,则亦未便轻易指《诗经》“七月流火”之“火”为大火星宿。

  至于哀公十二年引孔子语曰:“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当是解诗者以“七月流火”为大火西流所宗本处。其实这是孔子对于鲁国蝗虫灾害的牵强解释而已,杜注也多为曲说,本不足训,以之解诗,鲜有不殆者。

  由此对《诗经》历来注疏传笺,不能无感慨焉。春秋时代,《诗经》是政治教化和外交飨宴的“言志”工具。此时人们只是在咏诗而非解诗。自孔子以个人意愿“取其可施于礼仪”(《史记·孔子世家》)者而断章取义地删诗讲诗,已不复诗歌的本来意义和面貌了。后之学人受其影响,尤其毛氏《诗传》和郑氏《诗笺》,更是变本加厉地曲解,强加于诗篇的解题圆凿方枘,格格不入,去诗旨远矣。如对《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一诗,明明是男女爱情诗歌,这是古今读书人皆能明眼所断之事,《诗序》却认为它是在歌咏”后妃之德”。再如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七月》,明显是一首反映物候节令的农事之诗,《诗序》却言其诗旨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同样也是牵强之极,正是这种曲解古诗诗意的典型例子。这种所谓教化诗解,无论是古人今人,都是不能苟同的。

  后世笺注《诗经》,虽汗牛充栋,要不脱毛郑樊篱,以讹传讹,埋没古意。所以现在人读《诗经》,应读本诗,一则可以欣赏其诗歌艺术之美,一则可以用作研究上古之史料,万不可再为错误横生的历代注疏解释所限所误,此为读诗之根本所在。

  注释:

  ①[宋]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②[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15,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2页。

  ③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④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3页。

  ⑤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⑥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页。

  ⑦徐中舒《豳风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册,1936年。

  ⑧[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1页。

  ⑨郑慧生《“七月流火”解》,见郑氏《古代天文历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页。

  ⑩郭沫若《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青铜时代》,见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

  (11)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东方杂志》第22卷第3号,1925年;Co-Ching Chu:“Climate Pulsations during Historical Time in China”, Geogr. Rev. vo1. 16, 1926;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2(2),又《考古学报》,1972(1)。

  (12)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第2卷第24期;《古代河流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2期,北平禹贡学会1934年版;Karl August Wittfogel: “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The Geographical Review.Vo1.30, No.1, 1941;[德]卫特夫格著,陈家芷译,《商代卜辞的气象记录》,《大学》第1卷1、2期;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见胡氏《甲骨学商史论丛》第2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

  (13)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4);《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常正光《殷历考辨》,又《辰为商星》,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版;郑慧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1);《商代的农耕活动》,《农业考古》,1986(2);成家彻郎《大火历》,见成家氏《中国年代学研究》,日本らぅぇん社(狼烟社)1994年版。

  (14)成家彻郎《大火历》,见成家氏《中国年代学研究》。

  (15)王国维《肃霜涤场说》,《观堂集林》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

  (16)[清]顾炎武《日知录》卷30“天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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