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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藏书忧

   日期:2017-07-22     作者:余秋雨    浏览:119    评论:0    
核心提示: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

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书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捆的。这是个劳累活,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因此,这支小心翼翼的传送队伍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鸟矙着辽阔的世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痤之间。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然变得宏大,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

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已张罗起了一个很象样子的书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简陋书房中的杂乱景况,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群体纔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正与这个心理单间相对应。一个文人的其它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度在喧闹的市中心,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就像自己的财富受到了人们的鉴赏。但是,担懮也隐隐在心头升起,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生态度相悻。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懮。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自己的书,总或多或少有内容上的潜在记忆。写文章时想起某条数据需要引证,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浃背。文章一旦阻断,远比其它事情的暂停麻烦,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贯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数据的失落,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纔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纔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懮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懮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伯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槁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矻矻。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随着须发皜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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