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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许多科学家想去拍电影:科学与艺术本是一家

   日期:2018-04-10     浏览:1    评论:0    
核心提示:5年来,《鹦鹉螺》(Nautilus)杂志采访了许多科学家,问他们如果不做科学家的话最想选择什么职业。现在,终于可以写出这篇报道

5年来,《鹦鹉螺》(Nautilus)杂志采访了许多科学家,问他们如果不做科学家的话最想选择什么职业。现在,终于可以写出这篇报道了。物理学家David Deutsch说:“电影导演。”神经学家Antonio Damasio的回答是:“一名电影制作人。”天文学家Lisa Kaltenegger给出的回复是:“我想做电影。”

其中原因并不难回答。电影往往能激发科学家对世界的好奇心,许多科学家都是受到电影的启发才走上科学之路的。“我年少的时候太喜欢看电影了,”天体物理学家Daniel Wolf Savin说,“我每年会看80到100部电影。”对科学家而言,梦幻世界里的神奇事物会激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来一场解密之旅。

Lisa Kaltenegger

我们把“如果不做科学家的话你最想选择什么职业”这个问题放到了我们的访问专栏《天才》中,希望能让读者一窥科学家们的内心世界:那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努力研究癌症、时间或者大猩猩性行为的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们有什么梦想?科学家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有的脑洞非常大,有的则充满了热情。灵长类动物学家Robert Sapolsky回答这个问题时笑着说:“哈哈,很明显,我想成为一只大猩猩。”

我们从科学家们的回答中去除那些脑洞太大的回答——比如大猩猩,那么电影制作人就成为了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答案。其他出现频率较高的答案也都与艺术有关,包括音乐家、画家、小说家和诗人。Kirk Johnson是一名古生物学家兼插画家,还是史密森尼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堪称同时追求科学和艺术的典型代表,但他并没有把科学和艺术看做不同的事业追求,他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源自人们对世界深处的好奇。

“科学和艺术都充满了创造力、想象力和执行力,”Johnson说,“你想到一个点子,然后去验证它,最后执行它。所以我发现,有创造力的人都是多才多艺的。人们总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同的东西,但我认为它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Peter Gruss是一名分子生物学家,曾任科学研究组织Max Planck Society总裁,他强调说科学和艺术并不是相互分离的文化,从来不是。“曾经有段时间,人们都说科学和艺术是两种文化。我从不这么看,”Gruss说,“这两个领域都有一个共同原则:反映我们看到的世界。艺术家用创造力,而科学家用数据和逻辑——这两种事业都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才能发挥工作。”

Hope Jahren

地球化学家、地球生物学家、《实验室女孩》(Lab Girl)作者Hope Jahren也认同科学和艺术不分彼此的观点。科学和艺术一样,能够永远地改变一个人。“我个人认为,这就是科学的目的。科学并不在于建造大桥或是制造药物,而是同艺术一样滋养灵魂。”

关于科学和艺术被划分为两个领域的观念,其背后也有着曲折的历史文化渊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曾呼吁把诗人和说书人赶出城市,因为他们敢说坏人也是可以快乐的。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共和国里,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行。然而文艺复兴则将苏格拉底的头掉了个个,原来,正是艺术家奠定了整个社会的基础,科学从艺术家的鲜血中浴火重生。

Walter Isaacson最近写了一部关于达芬奇的传记。他写道,达芬奇是文艺复兴的标志人物,他在工程、天文、地理及生物领域的探索,与他在绘画和雕塑方面的艺术造诣密不可分。“艺术和科学共同滋养了达芬奇的求知欲,促使他尽可能地探索整个世界,以及我们是如何融入世界的,”Isaacson写道。

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社会进步也呈现出了更理性、更具逻辑的一面,艺术此时便掉入了理性的探讨范围。比如伏尔泰曾称赞诗歌是“理性的装饰物”。那些与人性和欲望有关的艺术转入到了地下。在遍布城市和工厂的工业时代来临后,蒸汽机车从几何形的农田间飞驰而过, “不守规矩”的艺术只能隔着铁轨遥望如日中天的科学技术。

时间来到现代,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几乎就在这件事的影响下,科学和艺术的隔阂似乎被确定了下来。1959年3月的一个晚上,著名小说家兼研究科学家C·P· Snow在剑桥大学面对一众师生做了一番演讲,他说“相互缺乏理解”让人文知识分子和物理学家们分道扬镳。“不懂科学的人持有一种偏见,认为科学家不懂得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只会一味地盲目乐观,”Snow说,“另一方面,科学家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完全缺乏远见,陷入到了一种很深的反智情绪中,迫切希望限制艺术和人文思考。”

这场演讲引起的共鸣产生了深远的回响,50多年过去了依旧难以平息。认知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在其新书《当下的启蒙》(Enlightenment Now)中提到了关于理性的救赎,他认为“Snow的论点到现在来看仍然非常有先见之明。”“对理性、科学、人文和进步的蔑视在精英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人群中都有不短的历史,”Pinker写道。

不过Snow的论点在今天看来并没有先见之明。事实上,Snow的论点在1959年第一次提出时也没有先见之明。

剑桥大学人文历史和英语文学教授Stefan Collini曾写过一篇关于Snow生平的文章,他说Snow的二元论只是对当时人文文化的一种简单反映。Collini指出,当时的大学实际上是在科学和文化的双重轨道上快速发展。历史和哲学进一步充实了人文科学,将其实践到具体的时期、文化和人格下。与此同时,物理学家们正苦苦思考如何将人类观察从原子粒子的行为中分离出去。战后人文环境下,无数思想学派精简成了两种文化,剥夺了Snow的关于“描述性价值”理论的基础。

Collini还写道,Snow极其分裂的二元观点来自他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文学自负的反感。Snow成长于1930年代的英国工业时代,他“认为科学是这个陷入经济萧条和下一场世界大战的糟糕世界中的伟大希望。”“年轻的Snow逐渐开始反感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他称之为势利保守的腐朽思想。”

不管是什么心理问题让Snow产生了对科学和人文一分为二的看法,身为小说家和科学家的Snow始终在宣扬要将二者合而二为一。他在学校和社会机构里讲课、写作,强调更好的教育可以缩小专业学术领域以及富人穷人间的差距。如果Snow给两种文化定的前提是错误的,那么他的目的可以说是高尚的。

文学历史学家兼传记作家Richard Holmes曾接受《鹦鹉螺》杂志的访问,谈到了他写的两本新书,一本是《奇迹的年代》(The Age of Wonder),一本关于罗马时期科学技术的书,另一本叫做《向上坠落》(Falling Upwards),讲的是历史和科学的发展。Holmes叹息说Snow的二元论“让我们麻醉太久了。”Holmes说自己这所以写这两本书,就是为了从历史出发,纠正“关于两种文化的现代观点,即艺术和人文不能跟科学对话,反之亦然”。“艺术和科学可以讲相同的语言,”Holmes说,“罗马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Richard Holmes

与罗马诗人们反抗这个理性帝国的情况不同,“我们杀人是为了解剖,”华兹华斯(英国诗人)叹息道。诗人和作家,包括济慈、拜伦、雪莱等都是科学的狂热粉丝,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和小说中吸收了当时最新的关于天文学、进化论和物理学的知识。同样地,19世纪的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化学家汉弗莱·戴维、以及迈克尔·法拉第,他们在电子学方面的发现颠覆了物理学和现代社会,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机也是在这时诞生。这几个科学家熟知同时代的诗人和音乐家,并为之着迷。

戴维是电子化学领域的先驱,是世界上第一位分离出钠和钾的科学家,他和柯勒律治(英国诗人、评论家)是好朋友。“他们在关于疼痛这个话题上有很多挺有趣的交流,”Holmes说,“疼痛的作用是什么?特别是对动物来说有什么用?疼痛到底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在生命系统中设计疼痛?”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讨论,却激发了戴维的实践实验。戴维后来有一项很重要的发现,那就是一氧化二氮可以止痛。他写了一篇论文讨论一氧化二氮用作麻醉手段的可能性,可惜的是,这个洞见直到40年后才被采纳。这就是一个科学家跟艺术家对话的正面例子。

艺术对科学的影响也是电影导演沃尔特·默奇在接受《鹦鹉螺》采访时反复提到的话题。默奇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的作品《现代启示录》和《英国病人》对科学和科学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很少有艺术家的作品能达到这种深度。默奇兴奋地告诉我们说,20世纪匈牙利物理学家Karoly Simonyi创作了一张图片,这张表将古代各个时期到现代的艺术和科学发展路径联系在了一起。

“这张图的有趣之处在于,艺术的那条线领先于科学的那条线,”默奇说,“人文艺术的重大突破为科学带来了肥沃的土壤,科学因此得以生根发芽结果。”比如,20世纪初“我们迎来了电影,这是一种量化运动,拆开看就是离散的帧运动。大约10年后,马克思·普朗克提出了量子论。大概在同时期电影开始出现剪辑手法,不同镜头拼接成一个连贯完整的故事。量子力学和电影发展竟然走到了一起。”

用不同镜头拼接成一个连贯完整的故事,或许就可以解释我们的大脑每一秒的工作状态。“大脑将不连贯的感知拼接起来,然后形成叙事,”南加州大学大脑和创造力中心主任Damasio介绍说,“这是一种类似人的建立叙事连贯的方法。我们人类一直在进行叙事,最早是通过非语言的方式,然后有了正式的语言,叙事就成了言辞表达。我们会说我们将要干什么、我们对待他人的看法,以及值得我们记住的东西。”讲故事也是科学的核心。

Simon DeDeo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讲故事,” 卡耐基梅隆大学圣菲研究所社会心理实验室的助理教授Simon DeDeo说,“我喜欢写故事。这么多年来我都在写故事,我也喜欢写诗。科学是会讲故事的,这些故事里有很多数学计算,有很多约束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越发达,数学对故事过程的引导就越多。”

康奈尔大学卡尔萨根中心的天文学助理教授Lisa Kaltenegger认为,科学一直都在讲述着最棒的故事。Kaltenegger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科学现在对我来说还是首要的,因为现在每天都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在发生,我想了解更多,”Kaltenegger说,“也许以后我们会发现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地外行星和其他世界的知识。那时候我会放下手头工作,拿起画笔和相机,或者去拍电影。”

接受《鹦鹉螺》访问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几乎都说,他们在工作中十分和谐,而不是各行其道。不过在一些重要方面他们也承认,创作艺术和实践科学是不一样的。如DeDeo所说,科学有其局限性,科学必须遵守数据和现实,不像艺术家,科学家无法书写自己的故事结局。

哥伦比亚大学天体生物学中心主任Caleb Scharf在英国乡村长大,他的父母都是历史学家。Caleb Scharf的父母曾教导他艺术激发、扩展人类文明的历史。“他们告诉我,探索宇宙的方法有很多种,”Scharf说,“比如他们用艺术研究人类互动,但他们也教我用科学探索宇宙。所以我的科学素养都来自我的人文学者父母。”

Caleb Scharf

Scharf已沉浸于天体生物学和地外行星学多年,他的新书《伸缩宇宙》(The Zoomable Universe)就探索了艺术和人文结合产生出更好的科学的可能性。

“我觉得身为一名科学家,最坏的事情就越是忘掉你的人文素养,忘掉组成人类的元素其实与任何分析工作或发明创造都无关,”Scharf说,“如果科学家不保留自己作为人的认知,不保持自己与人文学科的联系,这只会对他们的工作有害。我们每个人都有偏见,都会无可避免地在很多关于文化和个人层面的讨论中有失公允,即便是最讲究客观的分析型科学家也是如此。这会使他们看待自然的角度发生偏离,影响他们探索奥秘的方法。我在科学方面的原则是保持一个开放心态——总是提出问题,不关闭任何交流通道。因此,科学家跟人文学科保持良好的联系是很有必要的。”

(翻译:张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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