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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列国政要》的编撰与意义

   日期:2018-04-03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生    浏览:1    评论:0    
核心提示:《列国政要》是清末关于西方法政知识的专科性百科全书,端方、戴鸿慈等编,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出版,凡32册132卷。1905年,

《列国政要》是清末关于西方法政知识的专科性百科全书,端方、戴鸿慈等编,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出版,凡32册132卷。1905年,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五大臣奉命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考察宪政,重点考察美、德、奥、俄、意五国,考察内容涉及欧美各国的政体、宪法、经济、财政、兵制等,翌年归国,编成此书。

《列国政要》一书内容包括宪法10卷、官制10卷、地方制度5卷、教育19卷、陆军23卷、海军18卷、商政7卷、工艺2卷、财政29卷、法律8卷、教务1卷。该书上议国家宪法、下议地方自治,远述古代罗马法律,近述三权分立制度,包罗宏富,足称大观。端方在该书序言中以春秋时代晋楚争霸之事比喻当世。《列国政要》出版时,《申报》特意刊发了端方的序言,并配以评论:故有此书,则在上者既可讨论其利病得失,以决定实行立宪之方针,在下者亦可研究其组织方法,以造成立宪国民之人格。风行一纸,拭目俟之矣。

此书在清末发行广泛,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4月出第一版,到第2年2月,已印刷四次。该书刊行后,商务印书馆曾在《申报》刊登广告,从广告可知,该书印行以前,即有订购者,订购券四元,发行后可代金。全书定价十元大洋,除上海之外,北京、奉天、天津、济南、太原、开封、成都、重庆、汉口、长沙、福州、广州等全国诸大城市均有销售。该书末页附有端方以两江总督名义而发布的通知,用以强调商务印书馆对该书印刷和销售的权利,“据该印书馆总理夏瑞芳印定样本,呈请备资承办印刷多部,以广流传,期于政界大有裨益,用意殊堪嘉尚,是书应归该印书馆发行,并准予立案,概禁他人翻刻,以重版权”。

《列国政要》的文献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列国政要》虽号称“列国”之政要,但编纂者在不同部类、不同国家的编撰中,显然有所偏好和取舍,且不论各部类卷数之差异,即使在同一部类中对于各国情况的论述内容、比例也不尽统一。根据戴鸿慈日记,端方、戴鸿慈考察团至少考察了15个国家,而《列国政要》中所列国家仅为7个。其中意大利占篇幅42卷,其他依次为美国和德国,分别为30和29卷;但根据日记推算,该团在该三国逗留时间如下:德国45天,美国41天,意大利9天,意大利并非其考察的主要国家。以考察德国、美国、意大利的时间和各该国所占《列国政要》一书之篇幅来看,显然不合比例。这也正说明,《列国政要》的编纂是比较仓促的。《列国政要》介绍了什么内容呢?该书在卷首注释:“古者教士,诗书礼乐四者而已,至孔子益以易与春秋,易通德类情是为哲学,春秋观世窥变是为历史之学,验之方今,亦为最要之二大学科。故曰无哲学无国家,无历史不成国家,今学子殆鲜能务此者。”所以说,该书的编撰者显然视本书为“历史之学”。

该书宪法部类的各国内容各有侧重,意大利篇多论君主,美利坚国篇多论议院,俄罗斯国篇则列入参议院条例与国会条例,这是编者观察角度与各国政情的结合。其中,意大利篇中第三、四节,关于王权之限制与继承特别体现了王位的神圣性与王族特权的特征:“王位乃神圣鉴临永不可破坏废除之位;有简放全国文武官吏及上议员议员之权;有调补罢黜全国文武官吏之权;有遣散下议院全院议员之权。”其中关于摄政、亲政的条款则更像是对当时清廷摄政王权合法性进行鼓吹:“王位继承之法遵用从前沙立旧律立长男,如国王无出,则以宗室中最近支之男而长者承继大统;国王幼龄践祚,由王室中最近之亲王摄政至王年满十八岁止;如王室中无近支亲王可以辅政,则以王族远支年满二十一岁者辅政;如亲王幼稚或王祚衰薄而无亲王,则母后听政至王年满十八岁然后归政。”

在官制部分中,德意志篇论述联邦组织,以内阁宰相、外部、吏部、海军户刑路邮五部、吏事规则、职官处分等节组成,美利坚国篇与之相类,以上下议院及各职能部门分节组成。德意志篇介绍了德国“内阁宰相”之重要作用,“德意志与他国相异者,即责任大臣,惟有一宰相而已,各部虽有长官,然皆奉其指挥,以为进止,等于属僚耳,且皇帝之所任命者,即宰相所推荐者也,故德国大宰相之地位比之英法义之首相,其权务较大,责任亦较大,自卑斯麦创行此制,专政之弊势不能免,然国务之施行以是敏而有功,无滞而不举之患则其得也。”对于美利坚国官制的介绍中,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于美利坚国的联邦政府的分节论述,第一节是上下议院,第二节列入总统及外交部。该书认识到议会制在美国的重要性。书中说,“自治团体之最初级为党,合党而为乡,合乡而为省,三者之为治,各有立法、行法、司法三部……上议院议长一员,由副总统兼摄议员九十人,年俸各五千元……下议院长一员,年俸五千元,由议绅公举议员,见举三百八十六员。”

地方制度部分以美利坚国为主进行罗列,其中有大篇幅的谈论美国各省与全国之关系,有明显的集权国家官员思维角度:“联邦政府本无丝毫之政柄,然既成一联邦矣,苟非于各州之上更立一枢府以总大权,角立分离不相统属,则外交内政必涩滞而不能灵通,于是诸州政府不能不割其政权之最大者数端奉而让之中央政府,而其余则仍自操之,沿至今日,各州人民与联邦政府直接交涉者,事尚极简,邮政而外未之。或闻虽然近日国际之争降而益烈,非厚集中央之权必不足举大政而张国势,徵之各国既有然矣,大势所趋,穷则必变,他日合众政府之权增高,继长其势,固有不得不然者也。”

总体看来,《列国政要》一书整体上以记载各国政情、规章为主,但也并非没有议论之处,如卷七中,编者就对各国宪法进行了比较。但是,考察该书以后各部类中,并未见到相关的比较内容,因此,可以想见,该书的编者在丛书撰写初期是进行过充分考虑的,在每一部类之后,可能都设计有比较议论的内容,但是由于丛书卷帙浩繁,未能一一完成。无论丛书编撰者究竟是谁,但它的确体现了晚清高层官员的一些世界性眼光,也反映着集权国家官员的一些思维角度。

从文献角度而言,一方面,《列国政要》传承了近代知识分子编撰世界政治书籍的脉络。“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中国对西方政治了解日渐增多,逐渐注意到属于政治学的西方国家体制、总统权限、民主选举、人民集会、罢工之类权利问题。时至清末,介绍世界政治态势的书目更加普遍,有《万国政治丛考》、《最新万国政鉴》、《最新万国政治制度》、《新译列国岁计政要》、《万国国力比较》、《欧美政教纪原》、《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各国国民公私权利考》、《美国民政考》等。”以列国、万国为名,对世界各国的政情、政体进行统编统撰,《列国政要》实可谓清末该类书目之集大成者。

另一方面,《列国政要》一书也颇接近于近代国人对世界通史编撰的传统。“通史一直是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重点,十九世纪所出通史以‘万国’为名者居多,庚子以后此类著作多译自日本,以‘世界’为名者居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史记》、《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万国历史》、《万国史纲》、《万国史要》、《世界通史》、《迈尔通史》、《万国史略》。”以《列国政要》该书的名称及编撰内容相较,也不难推测《列国政要》与上述诸书之间的亲缘关系。

该书被商务印书馆及时推出,迎合了晚清百科全书风潮的流行,作为出版商的商务印书馆,了解国内政治动向与市场需求,及时推出该书迎合读者;另一方面,书籍的出版者与编译者,利用私人关系网络,争取到清末高层官员的序言,暗示丛书的官方出身,也成为影响清末宪政的重要书籍。但随着西学东渐在清末的“日本转向”,以《列国政要》为代表的欧美的法政知识显然不如《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代表的日本法政知识直接、省力。所以,五大臣出洋虽游历了西洋各主要国家,但在载泽考察团的倡导下,端戴考察团的迎合下,宪政转向日本学习,更加方便、快捷、有效。

陈庆年与《列国政要》

《列国政要》出自谁手?一些研究者将其归功于端方。事实上,端方政务繁忙,出国考察归来后,叠蒙召见,商讨立宪,更无暇编书。并且,端方在清末虽称贤能,但编写如此巨著,力有未逮,这自然需要专门人才。端方出洋考察结束后,从比利时回国,行至印度之时,想到了编纂丛书的合适人选,电约陈庆年在上海见面。

大约同一时期,1906年5月29日,陈庆年正因湘省学风不靖,回到家乡,其母曰:“尚书(按:端方)遇汝厚,今既约会于上海,汝其即往。”端方在沪与陈庆年所谈何事,尚需进一步史料证明,但从陈庆年后来的主要活动可以看出,端方委托陈庆年编著《列国政要》,此事确实。庆年年谱记载说:“六月,端方出国考察,还于上海,先生往晤。七月,为端方编《列国政要》于焦山松寥阁。”陈庆年非常孝顺,边编书边照顾母亲,“七月以来,不孝为浭阳(指端方)编列国政要,设局焦山松寥阁,往来山城,以时定省。先慈顾而乐之,谓为得未曾有,复率家人一游焦岩。”陈庆年为端方编写《列国政要》一事,也可从报纸上找到蛛丝马迹。端方任两江总督后,曾亲往镇江,与陈庆年见面。

从1906年8月端方归来,到10月端方再次视察陈庆年的编书工作,共三个月有余,按《申报》所言之,端方“极赞美”陈庆年,那么陈庆年似乎已将此书的概要编写完成。然而,陈庆年何以可以担负写这一巨著的重任,这需要对陈庆年进一步了解。

陈庆年,字善余,江苏镇江人。光绪戊子科优贡生,1886年起,就学于南菁书院,驻院六年,与太仓唐文治、江阴章琴若,常州庄思缄、赵剑秋,常熟孙师郑等人最相得,“或宿舍谈经,或讲堂角艺,争相先后,以为笑乐。暇则登君山,览长江,天风浪浪,遥吟高唱,一吐其胸中之奇,他人以为狂,而吾辈不顾也。”《清人文集别录》记载说,“值清末国势阽危,外侮日至,庆年亦讲求洋务,博习海外诸邦政艺,而知其情伪。旅食四方,居张之洞、端方幕府最久。张之《洋务辑要》、端之《列国政要》,皆出其手。”《清儒学案》中称:“撰外交史料,列国政要,与鄂中诸生讲明中外情势,了如指掌。”

陈庆年在学术上多有创见,著述甚多,编刻书籍尤长于经史。1903年,张之洞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慎选品学兼优之士,对陈庆年考语为:“才识开通,学问淹博。于古今战事兵略研求探讨,贯串无遗,洵为杰出。”陈庆年不曾入仕,生平志业均倾向于教育、图书;凡新旧学问,皆有留意,并于搜书、藏书着力甚多。

陈庆年编书之际,设局焦山松廖阁。焦山书藏是清代学者阮元所创建,1891年,梁鼎芬游江浙,下榻焦山;当时杭州灵隐书藏、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金山文宗阁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而焦山书藏赖当时山僧月辉和尚周旋,幸存未毁。梁鼎芬联同钱塘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共谋献书。之后,焦山书藏岁时递有补益。焦山书藏管理严格,图书储藏充沛。陈庆年在此专志编纂《列国政要》,可谓如鱼得水。

从《列国政要》看清末宪政之败

渊博的学识,充裕的藏书,知遇于端方的特殊缘分,使陈庆年成为《列国政要》编纂者之不二人选。五大臣远涉重洋,耗费不菲,端方、戴鸿慈团开支总计37万两多,其中用于购书费用2万多两,虽不算多,但也占总费用之5.49%,随员施肇基即称:“端方搜集宪政书籍资料多种,满载而归,原拟编一详尽报告书,以为国内行宪之参考,惜以材料太多,编译人才难得,报告迄未编成。”所以,《列国政要》只能是在端方、戴鸿慈考察归来后,在端方的倡议下,由陈庆年于焦山松廖阁仓促编就,亦属无奈。

客观地说,基于世界大势与国内动荡之政局,晚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本意颇有可取之处。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宪政人才、文件、诸事流程等方面均有先天不足,未免仓促上阵之嫌。以本文讨论对象而言,陈庆年新旧学问兼修,《列国政要》多出自其个人手笔,彰显了其个人的学术修养与编撰能力,但未免不能兼采各家之长。《列国政要》一书虽举列了七个国家的政情政体供当局参考,然该书仓促编撰,罗列之处甚多,博采众议之处较少。当然,以文本的体量及篇幅而言,《列国政要》的确是晚清西方政治体制的百科全书,考虑到端方、戴鸿慈回国后汇报工作之需要,该书出版应景之意较浓,实用参考价值较轻,但文献价值重大,这也是预示着清末宪政的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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