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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一个被误解的人

   日期:2017-04-20     作者:[英] 迈克尔·怀特    
核心提示:『在恐慌不安的14世纪,唯一还感觉舒适的是,人们发现了自己的创造力,并在进步的文化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从罗马的最后苟延残喘到14世纪的1 000年间,死水一潭。世界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群在其生活的年月里还有些想法。在修道院围墙的外面,发明根本就谈不上,经常的情况是,任何人提出一些改善生活的建议哪怕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都会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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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一个被误解的人(精装)》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作者:[英] 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 著
译者:周春生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过去的500多年里,马基雅维里这个名字一直响彻在政治和权力的舞台上。他会晤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著名人物。从国王到教皇、从暴君切撒尔·博尔吉亚到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达芬奇,都与他打过交道,他是一位完美的外交家。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走访了欧洲。但是政府在1512年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麦迪奇家族重新掌权,马基雅维里这位了不起的共和党人,被控犯有阴谋煽动罪,被送进监狱并严刑拷打。没过多久,马基雅维里就出狱了,可他再也得不到麦迪奇家族的信任了。于是他回到了乡下的老家,开始把他广博的经历整理成文字,这样就有了部“西方正典”里最重要的不朽之作《君主论》。它在过去的500多年里一直没有停止出版。但是《君主论》这本书给马基雅维里一生带来的只有麻烦,更重要的是,这使他在后人的心目中留下了腐化、权力狂的恶魔形象,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被后人描述成煽动暴君实施高压政策和滥杀无辜的代表。

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曾任英国GQ杂志科学版的编辑,牛津大学d’Overbroeck学院科学研究系主任,已发表成百上千篇有关边缘科学、流行和古典音乐的文章。《发现频道》(The Science of the Impossible)系列节目的顾问。已创作、出版十几部畅销作品,包括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和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等知名人物的传记。迈克尔·怀特与家人现居英国伦敦。

精彩书摘第二章 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欧洲

佛罗伦萨约建于公元1 000年。由那些曾落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之手的定居者所建,之后的一个世纪或多一点,它还是一个小城,其中心是圣·莱帕拉塔大教堂和圣·洛伦佐教堂。不过大约从1120年起,佛罗伦萨开始迅速发展,不久就成为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汇点,吸引着艺术家和哲学家、商人和银行家等人士。

13世纪中叶,该城是一个有人口三万的独立国家。它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和作为欧洲最有创造力中心之一的日益增长的声誉。1265年,也就是文艺复兴的前夕,但丁出生在佛罗伦萨。不过,他的时代由于城市中的相互争斗并伴随瘟疫、与邻邦的小规模冲突而受到削弱,一时间城市人口锐减,城市发展受阻。但渐渐地,佛罗伦萨从这种僵死的、黑暗的阴霾中露出了脸,进入了一个成就巨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它变得既富庶又有名望。正是赶上了一个好光景,整个欧洲都已苏醒,跨入进步的年代,其进步之快,在所有方面都胜过千年前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的任何时期。

历史学家所说的文艺复兴其确切的起止日期还没有普遍一致的看法。那些看重艺术和文学的人,根据传统用创作方式来划分时期,这种时期与那些关注政治学、社会学、科学或哲学的人所认定的时期是不一致的。传记作者、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巨匠乔齐奥·瓦萨利也许是第一个为其所生活的那个时期制造了概念,所使用的合适词汇是“rinascita”,或“再生”,在我们的理解中,那个时期使欧洲从特别暗淡、压抑的历史阶段中苏醒过来,焕发出一种新的、有震撼力的生命力。

14世纪的欧洲曾是一个难以叫人称心的居住地。瘟疫肆虐,最大的一场灾荒在该世纪前25年中爆发。这场灾难使7 500万人死亡,约等于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恰当地冠以“黑死病”的名称。那个世纪战事频发。意大利半岛看上去也是城邦间对峙、冲突不断,它拖累了经济,消耗着从瘟疫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的精力。与此同时,意大利内部充溢着政治阴谋和政治上的刀光剑影,堪比北方的法国和英国之争,那场被称作百年战争的冲突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从1337年开始到1453年结束。比较而言,从马基雅维里诞生的1469年到15世纪的最后10年是欧洲相对和平的时期,尽管1490年代曾被法国再次兴起的扩张主义所打断。

15世纪末,虽然没有大的战争再劫掠欧洲,但一个妇女每天所期盼的生活无非就是24小时而已,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够阅读或写作。农民们在膨胀了的家族群中生活,经常是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屋里,与稻草隔层外的猪羊合住。他们的食物很简单,而且四年中有一年要遭遇饥荒,其间说不准要发生相互间的杀戮行为。贵族则在民间私下里遭人侮辱,当然不是全部,他们也死于瘟疫,他们的妻室则死于孩子降生。有钱人在享用一点点佳肴的同时,也在忍受着流行病、痛风、肝炎、肥胖症、梅毒(在那个阶层广为传播)带来的痛苦,凯瑟琳·德·美狄奇(后嫁给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在其刚刚三个星期大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

在恐慌不安的14世纪,唯一还感觉舒适的是,人们发现了自己的创造力,并在进步的文化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从罗马的最后苟延残喘到14世纪的1 000年间,死水一潭。世界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群在其生活的年月里还有些想法。在修道院围墙的外面,发明根本就谈不上,经常的情况是,任何人提出一些改善生活的建议哪怕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都会遭到质疑。许多人被当作女巫和男巫从社区中驱逐出去,其中一些会招致厄运。

下述情况还称不上同步,即当生活逐步改善、欧洲从黑暗时代的泥潭脱身之际,绘画、文学和思想进步变得很重要。有100年的光景,变化的浪潮席卷欧洲,在那些还忍受着近来严酷历史还脱不去这些梦魇的人群的另一边,思想的景观正在发生变化。所有这种变化活动的聚焦点就是佛罗伦萨,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提示,人文主义者列奥那多·布鲁尼在14世纪的初始写道:“佛罗伦萨停泊着最伟大的心灵,他们要做每一件事都会超过其他人,无论是用在军事或政治事务,用在研究或哲学,或用在经商。”确实,这座城市被马基雅维里的同时代人认作或许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其中一位有感而发:“佛罗伦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这座城里,眼到之处无陋相,鼻嗅之觉无腻味,足踩之地无脏物。”虽然这种描述和判断可以接受,人们只能做一种假设,即15世纪的感觉要比我们更真切些,这位评论家如此欣赏地描述佛罗伦萨,因为另一些城市更脏乱、更有气味。

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化局面都在戏剧性地发生改变。例如,令人吃惊地发现,在1471年也就是第一部印刷品在法国问世的时候,至多存在着大约三万本图书,但到了马基雅维里担任第二国务秘书即1500年的时候,估计有800万册印制图书在流通。

马基雅维里的青年时期正是知识萌生的阶段,这时,人的创造性和进取性在勃发,开始影响到生活的所有领域。当马基雅维里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列奥那多·达·芬奇就在几百码远的艺术家维罗切奥的工作室当学徒,在同一座城池内,波提切利早已是一位成功的画家。到了马基雅维里23岁那年即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新世界;正值19岁的近代天文学之父尼柯洛斯·哥白尼,此时作为一名数学和光学的学生正在探索初步的课题。

这种学问的革命和文化的传播由两件互相关联的事实引起。第一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它引领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另一件就是探研它如同广博的知识载体被锁定在希腊罗马最伟大的古典作品中。这一发明促进了还相对狭小的富有知识分子群体去钻研、翻译这些作品。这种努力的最重要贡献来自佛罗伦萨,其基本的理由就是这座城市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科学和艺术发展的灵魂。

探求保存下来的古典作品手稿实际上由人文主义学者弗兰西斯科·彼特拉克在进行鼓动。他1304年出生在阿雷佐的一个小镇上,距佛罗伦萨约55英里远。作为那一时代的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彼特拉克在其周围团结了一批有共同思想情感的人,他们与大师一起分享着对古典传统的热爱。他们相信,或许还有成千上百的拉丁文、希腊文手稿和文件还密藏在私人收藏家的手里,或藏在欧洲的修道院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探求这些文稿、文件当作毕生的工作。

彼特拉克最亲近的朋友之一是乔万尼·薄伽丘,他被认为发现了塔西佗的《历史》和部分《编年史》。他自己也写过几部令人称道的作品,包括《论神谱》、编写的两部传记词典、《论伟人的幸运》和《名女》。

接着的一代代学者坚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开创的风格,积极挖掘罗马时代有价值的文本。这些学者有:柯鲁奇奥·萨鲁塔第、乔万尼·康维尔西尼、尼柯洛·尼柯利、波吉奥·巴拉奇奥里尼,他们带给学术界一长串最重要古代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作品,包括罗马作家马尼里乌斯《星象学》、卢克莱修的《论自然》和一些有关矿藏、农业的作品如斯达提乌斯《树木》、克伦美拉《耕种》,这些影响了像列奥那多、布鲁奈莱斯奇、阿尔贝蒂这样的大学问家。

这些发现的意义在于,所发现的作品都是拉丁文原作,因此对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的佛罗伦萨精英来讲首次能够读到古典时代大思想家的原作,而不再是那些一知半解的修士粗略地翻译的片段。

就发现自身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翻译和解释这些作品时不久就会意识到罗马学者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更久远的源头,那就是公元前500年到250年之间希腊学术的黄金年代。自然的结果就是一轮新的、强烈的对知识原初的希腊源头的探求。意识到古代学术上的才气,佛罗伦萨的许多有钱人开始向国外派遣使者,让他们住在当地,放手让其购买能够发现的原本希腊作品。

直到这时,西欧人手里仅有的希腊文手稿原本也只是几本亚里士多德的断篇和柏拉图的残章,再加上些确属优基里德所作的小册子,所有这些著作要么被修士们嫉妒性地粉饰过,要么还在几个捐献者的手里。彼特拉克自称拥有荷马的原始手稿,但没有能力阅读它。在承认他所涉及的一些罗马作家的权威时,他将荷马当作一位伟大的诗人,每晚就寝前都要亲吻该书。

在15世纪的最初30年,几百本原初手稿被设法弄到了佛罗伦萨,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东方,那里是十字军为基督教王国而战斗的地方,西方的使者现在用交换和购买的方式从土耳其人手里得到思想的资本。一个叫乔万尼·奥里斯巴的佛罗伦萨专门机构在1423年的那次硕果累累的航行后,转手出不少于238本完整的手稿。

佛罗伦萨的知识社团用这种方法得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完整版本、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柏拉图的对话录、荷马的《伊利亚德》和《奥德赛》、索福克拉底的剧作、希波克拉底和加仑的医学作品,还有一些一世纪以来的希腊化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曾设法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转到了亚洲的富裕收集者手里。同时,这一连串的著作对形成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早期自然哲学的科学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有托勒密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它们由佛罗伦萨商人帕拉·斯特罗奇在1406年带到了意大利。《地理学》描述了对地球表面距离测量的绘制法等,这种方法在西方的黑暗世纪的迷雾中早就被遗忘了。

现在,佛罗伦萨拥有原初语言写成的人类最伟大的著作,但剩下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或读古希腊语。1360年初,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试着将该语种引进佛罗伦萨的知识圈,尽管他们两人自己也不懂希腊文,他们想在佛罗伦萨学园举办一个希腊文的讲座。他们失败了,但两代人之后,并在极富盛名的原初文本收集者的鼓励和建议下,那些原初文本收集资助者的后裔终于批准了这样一个讲座。不久,一位从君士坦丁堡过来的著名学者伊曼努尔·克里索罗勒斯成为讲座的主讲。

于是,上述巨大变化的事实首先在这个讲座上开始了。随着不断增加的希腊文本的准确翻译,令人惊异的现实也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佛罗伦萨人至今所取得的文化成绩早就被两千年前的希腊人超过了。但与垂头丧气相反,这种发现启示佛罗伦萨人去模仿、甚至试着去完善古代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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