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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收藏 | 举报 2017-11-01 11:45   浏览:59   回复:0

只看10万+的时代,我们用四年编出一套书

2012年的一个冬日,年过八旬的钟叔河先生将他保存了二十五年的书稿档案移交给岳麓书社,中断多年的“走向世界丛书”终于开始了续编工作。八十多岁的钟叔河先生亲自主持,从品种的确定到内容的编排,从书稿的版式到封面设计,他全程参与,亲力亲为。

到2017年3月,经过多方努力,以及近四年的编辑加工,“走向世界丛书”的续编工作终于全部完成。回顾丛书续编所经历的过程,“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的编辑感慨良多。

“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所收图书种类众多(算上附的四种图书,几乎为初编的两倍),工作量巨大,加上各书底本质量参差不齐,整理、编辑工作繁重。四年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几乎全部放在这部丛书上了,没有办法分散精力去编辑别的图书项目。实事求是地说,“续编”整理编辑的难度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为了让它以最完美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几年我们可以说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

确定书目

丛书的续编工作,第一要确定的就是书目。虽然钟叔河先生移交了书稿,但还是有不少事情要清理。

首先要清理的就是书稿情况。钟先生移交的书稿分为三种情形:

一是有原刻本或抄本的,这种书稿比较珍贵,钟先生只是暂时借给我们做校核书稿之用,用完后仍然要交还给他,这部分书稿不是太多,只有《泰西各国采风记》等寥寥数种;二是有原刊本复印件的,这部分较多,也是我们需要的。原刊本的复印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书稿质量;三是只有抄稿的,这部分书稿是稍微麻烦一些的,因为还要查找原刊本以便核校。

其次便是书稿的整理。钟先生移交的书稿也有几种情形:

一是只有原稿,还没有整理过的,这部分书稿为数较多,正是续编工作中较为繁重的一部分;二是已经有校点的书稿,这部分书稿不多,但有些整理者因为时隔多年,已经很难联系上,有些书稿有过整理,但整理者不详,而且整理质量也不是很高,要重新整理。这部分书稿,能联系上整理者的尽量联系上,并请他们继续没有完成的部分,如叙论的撰写,边批的勾勒,索引的编制等。

合理分册

这六十五种图书,基本是清末以来国人的出国记述,包括出使日记、游历日记、考察报告、诗词随笔等。由于作者的出洋经历有长有短、能力才华有高有低、学识阅历有深有浅、记述风格有繁有简,再加上作品体裁的限制,导致篇幅长短各不相同:长的如黄遵宪《日本国志》,一种需要分三册;短的如潘飞声《西海纪行卷》、《柏林竹枝词》、《天外归槎录》,三种合为一册还不够。

如何较为合理地把它们分好册呢?最后还是钟叔河先生拿了主意:原则上按照作者出国的年代排序,个别作品的顺序可以根据内容和篇幅进行小幅度调整。其中篇幅长的,该分册就分册;篇幅短的,依顺序与篇幅短的作品合并。

钟先生不愧是“老马识途”,为了方便我们更直观地细分图书,他还特意制作了一百多张索引卡,把已出版的三十五种和“续编”的六十五种图书的基本信息都一一誊写了上去。每一种书他都编了号,写在每张卡片的左上角。

钟先生把卡片交到我们手上,要求我们把核查好的每位作者的出国年代誊写在相关卡片的右下角(无论原文是用年号纪年还是干支纪年,通通换算成公元纪年,时间力求精确到日);每一种书的字数以及成书后正文部分的页数,填在卡片的右上角。

待所有信息完善之后,把卡片摆在桌面上,该如何分册就如何合并卡片,这样操作起来很方便,也不会顾此失彼。

这沓卡片对“续编”的分册起了决定性作用,钟先生就用这样传统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他笑着对我们说:“我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最笨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办法。”

边批和日期提示

钟叔河先生当年在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的时候,从帮助读者阅读的角度出发,要求校点者必须用边批的形式对正文进行批注。这一特色在“续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读者们不难发现,“续编”的日记类图书除了正文有边批之外,还在单数页面添加了日期提示栏,这也是钟先生的构思和设计。

钟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边批,而且整套丛书边批的体例必须规范。他以他负责校点的张德彝的《五述奇》(又名《随使德国记》)为例,起草了一份《边批示例》,指导我们边批应该怎么做。

这份《边批示例》细致具体的条款、工整清秀的字体、干净整洁的稿面,无不显示出一个出版人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令我们肃然起敬。钟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且告别出版工作多年,尚能如此勤恳踏实地做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

“续编”的每种书后大都附有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均依首字笔画和“一丨丿丶乚”排列,以方便读者查检。人名索引根据原书内容按年、月、日三节数字,或篇章序号,或页码查检。钟先生要求我们边批中提示过的人名和译名,必须收入索引和简释。

和编写边批相比,编写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的难度更大了,更加考验编者学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待工作的细致和耐心。

尤其是日记体的图书,在提及某人的时候,有时用官职名、有时用名、有时用字、有时用号、有时甚至就提及一个简单的姓,而且由于作者记忆偏差,同一个人名在不同章节里也可能用不同却音近的文字记录。

如何将每位人物在该书出现的每个相对重要的日期或页码编入人名索引呢?还是钟先生那句话,“最笨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办法”,我们耐心地把书反复通读、梳理、记录、整理,往往经过数月的努力,才能基本把一种书的人名索引编写完毕。

译名简释的编写则面临更复杂的问题。这些译名里,有的是地名、有的是物品名、有的是专有名词、有的是人文科技术语等。作者在对这些名词进行记录的时候,往往采用音译的办法,译名与现在的通用译名存在出入甚至大相径庭,且不同作者的音译用字也不尽相同,不能参考借鉴,整理起来非常耗时费力。

拿地名译名打比方,尼加拉瓜,就有“尼喀拉卦”、“尼格拉卦”、“尼戛拉瓜”等好几个不同的译名。清末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畲在他的《瀛寰志略》里指出过这种情况,他说:“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同音者或数十。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居十之七八。”

当然,我们也不能苛责前人,西学东渐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时刚刚走向世界的中国,还未形成近现代的学术体系,译名的混乱和不统一是难以避免的。

每回遇到这种译名,我们只能像打哑谜一样,根据该名词每次出现的上下文文意,不断缩小推断范围,再通过各种方法求证,直至得出满意的答案。

《七述奇未成稿》题记页的复原

提得一提的是,此次“续编”收录了过去一直被认为已经遗佚的张德彝第七部《述奇》,编为《七述奇未成稿》,由于其篇幅简短,不能单独成书,我们便把它附于《六述奇》之后。

《七述奇未成稿》记录的是张德彝作为参赞官跟随专使大臣那桐赴日,代表清政府就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北京“遇害”致歉的一段屈辱之旅。张德彝在题记中写道:“此次出使日本,因当战后,所负使命深觉有辱国体,故辍而不述。”

《七述奇未成稿》全文约七千字,原稿均为张德彝手书。钟叔河先生认为这不同于其他几部已成书的《述奇》,那些都是抄稿,这是作者亲笔手书,忠实地还原了著作的原貌,更具有史料文献价值,于是我们计划用影印与文字对照的形式把它呈现给读者。

可在编辑整理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当年钟先生复印《七述奇未成稿》的题记页字迹漫漶,辨认不清,达不到出版要求,这该如何是好?我们把该页的扫描件交给美编,希望能借助图片处理技术将其还原,但美编表示原图太过模糊,加工处理过的图片只是对比度清晰了些,文字依然无法辨认。

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社的胡勇老师帮助我们解决了难题。胡勇老师是我社资深编辑,从事图书装帧设计工作三十多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了提高《七述奇未成稿》题记页的影印质量,他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我们加工复原。

复原后的题记页终于可以达到出版要求,我们不知道胡老师戴着老花镜在电脑前熬夜操作了多久,才有了最后这页来之不易的复原图。

四年埋首磨一剑,今天“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总算是破茧成蝶,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终于将这六十五种图书与前三十五种合成了全璧,完成了钟叔河先生中断了近三十年的“走向世界一百种”的出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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