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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收藏 | 举报 2017-02-11 09:22   浏览:173   回复:0

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王永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李白诗在宋代有过多次整理编集。乐史始创全集编纂之功,宋敏求、曾巩二人分别增广与编次,使得李白诗文全集在北宋末年定型,影响到后世李白集的整理。宋代李白诗文集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即《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与《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这两个版本在体例与内容上各有优长,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关键词:宋代 李白诗 编集 刊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郎官与文学研究》(13BZW061)

李白诗在唐五代编集凡四次,其中三次为李白生前亲授手稿托友人编集。唐代编定的李白集有三部,分别为魏颢整理本《李翰林集》二卷、李阳冰整理本《草堂集》十卷、范传正整理本《草堂集》二十卷,今皆不存。李白诗历经唐末五代战火,到宋初时已经散佚大半,直到北宋真宗咸平年间,才有学者关注李白诗的整理与编集。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著名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有感于李白诗文的零散,开始搜集与整理李白诗文集。他在李阳冰编《草堂集》十卷本的基础上,又搜集了李白诗十卷,通過反復對比踢除重複,後來编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嗣后,他又将三馆中所藏的李白撰寫的各類文章搜集起来,编为《李翰林别集》十卷,有六十五篇之多。乐史两次整理的李白集就有三十卷之多,他在《李翰林别集序》中說:“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1]文末署“时在绕雷州中,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乐史编《李翰林集》二十卷本和《李翰林别集》十卷本,在北宋是单独刊刻的两部书,即《李白诗集》与《李白文集》,并没有合在一起。《崇文总目》卷五十九、卷六十一就分别著录这两部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也著录《李翰林集》二十卷,可见当时乐史所编二书是分别刊行的。乐史编《李翰林集》二十卷本流传到明中叶时尚存,杨慎《升庵诗话》卷七曾三次提及这个本子即为明证。《李翰林别集》十卷本则流传了下来,明正德间吴郡袁翼所刊《李翰林别集》十卷本即此本。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卷上:“右《李翰林别集》十卷,明正德间吴郡袁翼所刊。后有跋,称重刻淳熙本,即乐史所编,前有乐史序。”[2]《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四亦著录孙星衍所藏袁翼本,此书后归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藏于南京图书馆。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卷四:“乐史旧编《翰林集》廿卷,今未见。又编别集十卷,嘉靖时六俊袁氏有翻本,前在宏殿撰家见之,实此后六卷蓝本也。”[3]按,孙星衍、顾广圻见到的同为明代翻刻乐史编别集十卷本。高儒《百川书志》卷十二著录“《李翰林集》十卷,赋八,文六十三”[4],也即乐史所辑别集本,唯独数目与之不符,有可能是后人在重刊《李翰林别集》时作了少部分的篇章调整。

乐史编李白集的贡献在于他最大程度地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李白诗文,而且将诗文分编,从保存李白作品的角度来说,乐史功莫大焉。在乐史之前,唐人魏颢、李阳冰整理李白集没有收其文。范传正编《草堂集》二十卷,因公私书目无记载以及宋人重编李集时都未见到范编本实物,可以忽略不计。乐史作为一个史学家,从文献的角度收集到了李白杂著六十五篇,并且单独编为《李翰林别集》十卷,这是很有眼光的。乐史之后的宋敏求和曾巩,编纂李白集仅仅限于诗歌的增广与考次。此后元明清各个时期编纂李白集,基本上沿袭宋蜀刻本,可见乐史在整理李白文章方面做出的贡献。

乐史本《李翰林集》、《李翰林别集》在宋初风靡一时,大半个世纪之内尚无其他整理本问世。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常山宋敏求出任太平州知州,闻知李白与太平州的渊源,决定重辑李白集。其《李太白文集后序》云:“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遗其下帙。熙宁元年,得唐魏万所纂白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裒《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想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5]从该序中我们可以得知,宋敏求为了重编李白集,他是花了很大功夫的。在李阳冰《草堂集》十卷、乐史《李翰林集》二十卷、《李翰林别集》十卷的基础上,他辑佚到了李白的诗歌。首先他得到了王溥家藏的李白诗集上中二帙,中有乐史未收之诗一百零四篇。其次又得到唐代魏万所纂李白诗集二卷,补遗了四十四篇。最后从民间广泛收集遗诗七十七篇,共计一千零一篇,合编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他的“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说明没有打乱乐史本的目录体系,而是对乐史本在形式上做了全面的继承,只是增加了诗歌的数量,使之更加完备。“以别集附于后”这句话透露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宋敏求把乐史《李翰林别集》十卷完整地收录,附于诗歌之后。这就是说宋敏求汇编李白集,主要的功劳在于诗歌部分,杂著则照录乐史本。后来曾巩考次宋敏求本,也是针对诗歌部分。宋敏求增广的本子是李白诗文集编纂史上第一个全集本,虽间有错讹,但仍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与影响。

与乐史本相比,宋敏求本进一步将李白诗由七百七十六篇增订到上千篇,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并首次将诗文汇编在一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李太白文集》,以后各种李白集,其内容基本上不出此本范围。从宋氏《后序》可知,他是沿袭了乐史本旧目,只是对李白诗进行了增广,没有另起炉灶重编,故诗歌部分应该还是二十卷。至于书名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宋蜀刻本中保留的《李太白文集后序》,书名为《李太白文集》,另一个是《李翰林集》。苏颂《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说:“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伦者,有《李翰林集》三十卷、《李北海集》十五卷、《颜鲁公集》十五卷”[6]从时间上来说,苏颂的《神道碑》所叙可信度要高。《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均作《李翰林集》,从侧面印证了书名。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宋敏求本继承乐史本的名字依旧叫《李翰林集》,宋蜀刻本时更名为《李太白文集》,收录宋序时自然取名《李太白文集后序》。

宋敏求为了辑佚李白诗文,广泛寻求各种途径,不免贪大求全,没有严格甄别真伪,导致鱼目混珠掺入了他人之作。清人王琦在《李太白全集跋》中评论宋本说:“篇数虽多于旧,然不免阑入他人之作。”[7]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宋敏求本第十四卷、第十六卷、第十七卷分別收录了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崔宗之《赠李十二》、崔成甫《赠李十二》三首詩。这些都是他人赠李白的诗作而非李白诗歌,却被宋敏求编入李集中。又据郁贤皓、尹楚兵《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一文[8]可知,宋敏求所编李白集中可以确定为他人之作的还有岑参、王昌龄、高适、唐玄宗等人的诗作。宋敏求本是先诗后文分类本。这里边分类因为遵循的标准不一,导致有些诗文分类混杂,显得不够科学与严谨。以诗歌为例,某些是按照题材划分,某些又是按照体裁归类。对集中重出诗歌不能做出判断,以致后人无所适从。宋氏在编集时,将魏颢本、乐史本、王溥家藏本以及《唐类诗》中的类目做了调整,体例虽然趋于完整,但让人不知魏、王本的原貌,内容显得紊乱。王琦在《李太白全集跋》中就批评道:“论太白诗集之繁富,必归功于宋,然其紊杂亦实出于宋。盖李阳冰所序《草堂集》十卷,出自太白手授,乃其真确而无疑者也。次则魏万所纂《太白诗集》二卷,当亦不甚谬误。乐史所得之十卷,真赝便不可辨。若其他以讹传讹,尤难考订。使宋当日先后集次之时,以阳冰所序者为正,乐史所得者为续,杂采于诸家之二百五十五篇附于后,而明题其右。自某篇以下四十四首得自魏万所纂,自某篇以下一百四首得之王文献家所藏,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唐类诗,自某篇以下得之某地石刻,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别集,使后之览者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可疑,不致有鱼目混珠、碔砆乱玉之恨,岂不甚善。乃见不及此,而分析诸诗,以类相从,遂尔真伪杂陈,渭泾不辨,功虽勤也,过亦在焉。”虽如此,宋敏求本还是对李白诗文的保存与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首次对李白诗歌进行了分类整理,將李白詩歌分为二十一类,改变了從唐代以来李白诗零落散乱无系统的状态。乐史编《李翰林集》二十卷虽已佚失,但宋敏求編纂的《李太白文集》前二十卷基本上照录乐史本《李翰林集》,从中可以窥知《李翰林集》的旧貌,对研究李集版本很有益处。

宋敏求编集的这个《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稍后流到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手中。曾巩本人对宋敏求本“未考次其作之先后”的缺点很不满意,于是他依照李白生平行踪的先后时间,对宋敏求本所收诗篇逐一进行了考辨。他在李白诗每种分类的题下,注释李白行踪时间,以示李白诗歌编年之意,因此使得李白诗集的体制更加趋于严整。曾巩《李白诗集后序》云:“《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已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9]他对李白诗的編次是在宋編本基础上所进行的。大致说来是在李白诗每类之中考订出诗歌写作的先后顺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巩是第一次对李白诗歌进行编年的人,这样做有利于研究李白其人其诗。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对曾巩的这种贡献做出了评论:“此为现知仍有刊本传世的最早的李集。此集所祖,函有魏颢《李翰林集》的旧第,有乐史所编《李翰林别集》的旧观,收集最为宏富,在李白诗文集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10]曾巩不是对全部李白诗作出了编年,而是从第六卷歌吟类开始到诗集的卷末哀伤类。其中有些编年明显错误,但它对李白诗集的保存和流传方面却是作出了贡献,对研究李白诗文的编年提供了最早的依据。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曾巩编次的这个李白集,书名、卷数、篇数都有出入,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偏偏是他自己的序。除了上引《曾巩集》卷十二《李白诗集后序》外,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也收有《李太白文集后序》,曰:“《李白集》三十卷,旧歌诗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又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卷首曾巩《李翰林集序》云:“《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三个版本上的曾巩序,竟然有如此多的文字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序名不同,分别是《李翰林集序》、《李太白文集后序》、《李白诗集后序》。其次是书名、卷数不同,分别是《李白集》三十卷、《李白诗集》二十卷。再次是篇数不同,蜀刻本作“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着六十五篇”,咸淳本作“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一个是确数一个是约数。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一文认为宋蜀本所收诗文与曾巩序吻合,而咸淳本比宋蜀本收诗文要少,故而咸淳本修改了曾巩序的文字,将“七百七十六篇”改为“七百若干篇”,“千有一篇”改为“九百若干篇”。[11]也有可能曾巩编次的李白集仅仅是《李白诗集》二十卷,不涉及到文集,故他在序中称为《李白诗集》二十卷。对宋敏求、曾巩编定的李白集,詹锳《李太白集版本叙录》一文有精彩的评论,其云:“综合以上各本观之,论李集之繁富,必归功于宋敏求,然其真伪杂陈,亦自敏求始。宋氏以前各本俱已失传,居今之世而欲辨李诗之真伪实难言也。若夫李诗编次,则分类出于敏求,考次出于曾巩,而分体出明人之手。宋氏分类碎杂无足观,明人分体亦一时风气所趋,居功多者以南丰曾氏为最。惜其用力尚未深至,仅寓先后于各类之中,而未能通体为之编年。后之注家不明斯旨,肆意颠乱,无复旧貌。”[12]

由宋敏求增订、曾巩编次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虽然大致编定,但当时似未刊行。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临川晏知止出守苏州,得到了宋、曾的编定本,将此书授与信安毛渐校刊于苏州,世称苏本。毛渐在《李太白文集跋》中对宋敏求、曾巩、晏知止三人在李白集的编撰、考订、刊刻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云:“临川晏公知止字处善,守苏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诗以授于渐曰:‘白之诗历世浸久,所传之集,实多讹缺。予得此本,最为完善,将欲镂版,以广其传。’渐窃谓李诗为人所尚,以宋公编类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详,世虽甚好,不可得而悉见。今晏公又能镂版以传,使李诗复显于世,实三公相与成始而成终也。元丰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渐校正谨题。”[13]这可以说是宋代编集《李太白文集》的第一个刻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著录《李翰林集》二十卷为乐史编集本,但赵希弁《附志》卷下著录《李翰林文集》三十卷,曰:“右唐李白太白之文也。《读书志》云二十卷,希弁所藏三十卷,以常山宋敏求、南丰曾巩序考之,则三十卷为是。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第二卷以后乃白诗文云。”[14]这里有一个问题,赵希弁藏的这个《李翰林文集》三十卷不是曾巩编次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理由如下:首先是书名不符,赵藏本名为《李翰林文集》,曾巩本名为《李太白文集》。其次编次不同,赵藏本第一卷为序跋、碑志,从第二卷始为李白诗文。曾编本前二十卷为诗歌,后十卷为杂著,前列各家碑序。赵希弁所藏的可能是宋蜀刻本,然书名有异。

正是由于宋敏求的广泛收集汇编、曾巩的详细考订次序、晏知止的慨然楼板刻印共同促成了《李太白文集》的问世与流传,使得《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基本定型,直接影响了后世李白集的编撰与刊刻,具有重要意义。苏本今虽不存,但依据苏本翻刻的宋本尚有几种,最著名者当属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现存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共两部,分别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静嘉堂文库收藏。国图所藏学界定为蜀甲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定为蜀乙本,为同一版本。蜀甲本缺卷十五至二十四,由康熙五十六年缪曰芑影宋刻本补配。蜀乙本卷数完整,在清代曾历经徐乾学、黄丕烈、蔡廷相、汪士钟等藏书大家收藏,留下了诸多藏印。后归湖州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八著录。光绪三十三年,陆氏藏书以十万元售与日本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其中包括这部蜀乙本。一九八五年巴蜀书社将此书影印出版,才使国人一睹其风貌。

宋蜀本从避讳字上来看,宋讳避至“桓”字,自“构”字已不避,应该刊刻于北宋末年。从时间上早于宋咸淳本,与宋蜀本《骆宾王文集》属于同期刻本,为晏知止苏州刻本的第一传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宋蜀本半页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前目录后诗文,末尾附宋敏求、曾巩、毛渐三序。卷一收录李阳冰、魏颢、乐史、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等人的序、记共七篇。从第二卷至第二十四卷收录李白歌诗,按古风、乐府、歌吟、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等二十一个类别排列。第二十五卷至第三十卷所收为杂著,计有古赋八篇、表三篇、书六篇、序二十篇、赞十六篇、颂二篇、铭二篇、记一篇、碑五篇、文二篇,合计为六十五篇。宋蜀本因为是翻刻的苏本,故苏本中的误收诗此本照录不误,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崔宗之《赠李十二》,崔成甫《赠李十二》都在书中。如果剔除这三首诗,则宋蜀本实收诗歌九百九十八篇,文章六十五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说:“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数亦同,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歌诗,而杂着止六卷。”[15]所记与现存宋蜀本完全相同,他说的“蜀刻大小二本”可能是两种蜀刻本,虽然卷数同为三十卷,但板式与内容应该有所出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近蜀本又附入左绵邑人所裒《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尤为浅俗。白天才英丽,其辞逸荡隽伟,飘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也。”[16]晁氏所记的是另一种蜀本,与翻刻苏本的宋蜀本相比,多了《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可能很多是附会之作。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还著录了一种三十卷本的《李翰林集》:“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著,首载阳冰、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载新史本传,而《姑苏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歌行亦附焉,复著东坡辩证之语。其本最为完善。”陈振孙这个家藏本与宋蜀本相比,具有以下不同之处:首先是书名不同,家藏本为《李翰林集》三十卷,宋蜀本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其次是编次不同,家藏本卷首载李阳冰、裴敬等人序、碑记八篇,包括曾巩序。书末附录《新唐书李白传》、《姑孰十咏》与《笑矣》、《悲来》、《草书》三篇歌行,同时附苏轼有关这几篇诗歌的辩证之语。前二十卷为诗歌,后十卷为杂著。宋蜀本将李阳冰、裴敬等人的文章收入卷一正文中,而将曾巩序放在书末尾。第二至二十四卷收录李白诗,第二十五至第三十卷收李白文,没有附录《新唐书李白传》以及《姑孰十咏》等诗。从编排体例来看,家藏本应该是源于曾巩编次本,而且有所增订。李子龙《陈振孙家藏本<李翰林集>源流补述》一文[17]认为家藏本编刻于北宋元丰三年至北宋末,所用底本为曾巩编次本,地点就在当涂县,而且这个家藏本即是南宋咸淳本的底本。清代藏书家钱遵王也收藏一部《李翰林全集》三十卷的残本,类似于家藏本。其《读书敏求记》卷四:“太白集宋刻绝少,此是北宋镂本,阙十六卷之二十,二十六卷之三十。予以善本补录,遂成完书。前二十卷为歌诗,后十卷为杂著,卷下注别集,简端冠以李阳冰序,盖《通考》所载陈氏家藏本不知何处本,或即此耶。”[18]从内容来看,钱曾收藏的这部北宋刻本《李翰林全集》三十卷,应该就是陈振孙的家藏本,或者是据家藏本翻刻的宋本。这是因为在南宋咸淳本之前,当涂县就有过刊刻李白集的实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之《记舒州司空山李太白诗》云:“当涂太白集本,元无此诗,因子中录寄,郡守遂刻于后。”[19]又光绪三十二年吴隐影宋本《李翰林集》卷末收录了舒州司空山这首李白诗,同时附有绍熙元年开封赵汝愚的题词。这两条材料说明在北宋元丰三年到南宋咸淳年间,当涂县即有刻印李白集的事实。周必大说的“当涂太白集”有可能就是陈振孙家藏本,而且在绍熙年间,因为周子中发现了这首《司空山瀑布诗》,当地的郡守在重刻李白集时,特意加入了这首诗,并且收录了赵汝愚的题词。对于陈振孙家藏本,万曼《唐集叙录》评论说:“其实这却是一个为庸俗所乱的坊本,和晁公武所见的蜀本类似,掺入了一些膺作的。”[20]

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太平州知州江万里延请太平州儒学教谕戴觉民编刻《李翰林集》三十卷,因书末有戴觉民咸淳己巳年所写的跋语,故世称咸淳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吴隐影宋本《李翰林集》卷末戴觉民跋曰:“盖旧刻之不存,雷电取将久矣。予为学官,修复经始,每每不暇给,抑岂不可后。顾将去此,独不能为太白一日之役,孰有如予之汩且陋乎?明日以告古心公,公喟然叹曰:‘岁晚矣!奈何?吾成子之志,亟为之。’则裨凡费集众工,不足则布之诸郡,不两月而集。集成而公亦召矣。或谓白虽天才,了不可壮语,少删之其庶几乎?孟曰不然,近年甫有此论,子美退之不敢闻也。”由戴跋可知,咸淳本的编刻是在江万里离任两个月之前仓促决定的,所用底本当为陈振孙家藏本或翻刻本。此本的编刻时间仓促,不到两个月时间竣工。为了赶进度甚至还延请了诸郡的刻工来刻书。而且戴跋还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戴觉民想对李白集进行“少删”,虽然遭到了刘辰翁的劝阻,但有可能他未必全部采纳,故咸淳本编排紊乱而且改动了曾巩的序文。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原刊本今不存,但明正德八年(1513年)鲍松编《李翰林集》三十卷即是影刻宋咸淳本,里边有江万里《李翰林集序》和戴觉民跋。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隐影宋刻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贵池刘世衍玉海堂影宋刻本均是影明仿宋咸淳本,与宋咸淳本一脉相承。《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四、《艺风藏书记》卷六曾各著录一部咸淳本,今不见。咸淳本的祖本极可能是周必大所说的当涂本,也就是陈振孙家藏本。在元丰三年到绍熙元年,再到咸淳五年,在当涂县曾多次翻刻过曾巩编次本,从而形成了当涂本系列。陈振孙家藏本书末所附录的《新唐书李白传》咸淳本依然保留,但它剔除了家藏本所附录的《姑孰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篇歌行以及苏轼辩证之语,可见后来的翻刻本有不少改动。

宋咸淳本与宋蜀刻本的源头虽同为曾巩编次本,但在不同时期的流变中还是形成了各自的系统,具有明显的差异。在书名上,宋蜀本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咸淳本为《李翰林集》三十卷。乐史本取名《李翰林集》二十卷,宋敏求本据苏颂《神道碑》记载为《李翰林集》三十卷,曾巩本据他的《李翰林集序》名为《李翰林集》,期间虽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名称,但《李翰林集》一直是沿袭下来的。到陈振孙家藏本、周必大所见当涂太白集、绍熙元年赵汝愚题词本,再到咸淳本,名称是一脉相承的。从时间上来说,宋蜀本刊刻于北宋末年,或者退一步说是南北宋之际,咸淳本则到了南宋晚期。在编次上,宋蜀本卷一为序、记七篇,书后附录宋敏求、曾巩、毛渐序。卷二到卷二十四为诗歌,后六卷为文章。咸淳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文,序,记列入书卷首。在目录上,咸淳本卷十七是歌吟,宋蜀本卷六、卷七是歌吟。咸淳本目录编次较为杂乱,于每卷之下列分目,而宋蜀本较为有次序,且采取卷前列总目,分卷列数目。如卷五歌诗五十六首,卷六歌诗三十三首,卷七歌诗六十八首。在内容上,咸淳本将李白诗划分为十四类,而蜀刻本则扩大为二十一类,前十九卷分类着眼于体裁形式,后四卷的分类着眼于题材形式,使人觉得是两部分诗歌的简单组合,分类的标准严重不同。房日晰《宋本<李太白文集>三题》分析说:“宋敏求在编《李太白文集》时,并未改变乐史《李翰林集》的诗的分卷与排列顺序。宋本《李太白文集》前二十卷即为乐史《李翰林集》。宋敏求将自己收集的二百二十五首诗缀在乐史本《李翰林集》之后,谨慎地保存了《李翰林集》的原貌。”[21]蜀刻本将宋敏求、曾巩二序与毛渐跋放在书末,咸淳本则将曾巩序与李阳冰、魏颢二序置于卷首,同时它将乐史序放在魏颢序之前,时间上是错误的。在具体篇目上,咸淳本比宋蜀本少收录《杂言用投丹阳知己兼奉宣慰判官》、《月夜金陵怀古》、《宣城长史昭赠余琴溪中双舞鹤诗以见志》、《庭前晚开花》、《南陵五松山别荀七》、《观鱼潭》、《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抒怀》、《金陵新亭》、《暖酒》、《江夏送倩公归汉东》等十首诗,但它收录了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而蜀刻本未收录。又据胡俊《唐宋<李白集>编纂过程中的诗文分合及相关问题》一文[22]统计,咸淳本比蜀刻本少诗九首,但比蜀刻本多出七首诗,两相抵消,咸淳本比宋蜀本少两首,实收九百九十八首。

由于咸淳本与蜀刻本在体例编排上有重大的差异,可见咸淳本的底本另有他本。郁贤皓《咸淳本<李翰林集>源流概述》一文推测:“由此可知咸淳本与蜀刻本不是一个系统,它并不是从苏州晏知止刻本翻刻的,而是从最早的当涂刻本翻刻来的。”[23]目前所知晏知止苏州刻本是最早的李白诗文全集本,陈振孙、周必大、赵汝愚等人所见到的当涂李白集只能是苏本的翻刻本。前面我们探讨过,宋敏求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是在乐史本《李翰林集》二十卷的基础上增广的,诗歌增加了二百二十五篇,使李白诗达到一千首之多。曾巩编次本仅仅在宋敏求本的诗歌部分进行了编年调整了顺序,使之体制更加完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宋敏求本《李太白文集》诗歌部分究竟是二十卷还是二十四卷?如果是二十卷,那么他将新收集到的二百二十五篇诗歌只能是分类插进到乐史本《李翰林集》二十卷中。如果是二十四卷,那有可能是前二十卷照录乐史本,后四卷是他新辑的,而且他将乐史《李翰林别集》十卷本压缩到六卷本合并进《李太白文集》中。恰好宋蜀本的前十九卷所录诗歌之分类是按照体裁、后四卷诗歌是按照题材划分的,两者不是有机的融合体,人为堆砌的痕迹明显。这是宋敏求本的原貌还是后人的重编本造成的,因资料匮乏一时无法确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假设,是想弄清楚《李太白文集》究竟是何时在目录体例上一分为二的,一种是诗歌二十卷文十卷本,一种是序记一卷诗歌二十三卷文六卷本,从而在流传过程中自然形成两个系统的李白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了这两种系统的李白集,只是不清楚孰先孰后。

综上所述,在宋代所流传的三十卷本李白全集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李太白文集》,卷一为序、记,卷二到卷二十四为诗歌,按二十一类编排,后六卷为杂著。这个本子以元丰三年晏知止苏州刻本、宋蜀本为代表。另一个是《李翰林集》,前二十卷为诗歌后十卷为杂著,以陈振孙家藏本、宋咸淳本为代表。二者虽然卷数相同,但在各卷的编排与内容上不尽相同。从版刻时间上讲,宋蜀本《李太白文集》要早于咸淳本《李翰林集》。 从版本源流上讲,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较接近乐史、宋敏求所裒辑的古本,而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是经过曾巩编次整理的新本。这两种李白全集历代都有翻刻本,两者之间互有影响,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有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注释:

[1]乐史《李翰林别集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453页。

[2]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卷上,《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3]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卷四,《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4]高儒《百川书志》卷十二,《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5]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478页。

[6]苏颂《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苏魏公文集》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775页。

[7]王琦《李太白全集跋》,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687页。

[8]郁贤皓、尹楚兵《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郁贤皓《唐风馆杂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9]曾巩《李白诗集后序》,《曾巩集》卷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第193页。

[10]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51页。

[11]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541页。

[12]詹锳《李太白集版本叙录》,《李白诗论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13]毛渐《李太白文集跋》,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480页。

[14]赵希弁《读书附志》,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69页。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9页。

[16]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48页。

[17]李子龙《陈振孙家藏本<李翰林集>源流补述》,《中国李白研究》2003——2004辑,黄山书社2004年,第271页。

[18]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清人书目题跋丛书》四,中华书局1990年,第185页。

[19]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下,中华书局2001年,第673页。

[20]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81页。

[21]房日晰《宋本<李太白文集>三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89年第一期,第76页。

[22]胡俊《唐宋<李白集>编纂过程中的诗文分合及相关问题》,《中国李白研究》2012集,黄山书社2012年,第332页。

[23]郁贤皓《咸淳本<李翰林集>源流概述》,《中国李白研究》2003——2004集,黄山书社2004年,第281页。

作者简介:王永波(1972——),男,湖北天门人。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目录版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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