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 热搜: 红楼梦  文学  佛教  历史  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心经  全国  功臣  修复 
楼主 | 收藏 | 举报 2018-03-06 16:54   浏览:28   回复:0

陈寅恪曾盛赞《辽史补注》之于《辽史》如裴注之于《三国志》

近日, 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辽史补注》(全十册)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整理者陈述,与冯家昇、傅乐焕并称“辽史三大家”,他也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辽史》的主要点校者之一。《辽史补注》是其积六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辽史》一书在历史上因成书仓促,书中记事不完全、混乱之处颇多。《辽史补注》是陈述先生利用碑志材料以及大量宋人使辽、使金的资料对《辽史》进行的补注,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正误、补缺、补歧义、存类事。除了钩辑资料、考订史实,还为《辽史》补“选举”、“艺文”等志,同时增补140余位辽人传记,并把古今解释契丹语的有关资料汇集在一起,成“国语解补”,大大丰富了《辽史》一书的内容。该书征引书目八百种以上,集辽代史料之大成,陈寅恪先生早年为是书撰写序言盛赞道:“《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 顾颉刚先生也曾评价说:“陈述同志所撰《辽史补注》,正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可称一代史料的总集。”

《辽史补注》是陈述先生最重要的遗著,始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到1992年先生去世之前才基本完成,可谓倾尽毕生精力。在此期间他不断修改补充,其功力之深,在当代史学家中实属罕见。

陈述先生(1911—1992),字玉书,河北乐亭人。我国著名辽金史学家、北方民族史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早年师从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并深得傅斯年、罗常培等先生器重,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陈述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即专攻辽金史,著有《契丹史论证稿》(重版后改称《契丹政治史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金史拾补五种》、《全辽文》(系《辽文汇》增补后的改称)、《辽代史话》等;曾参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是《辽史》的主要点校者之一。

以下《陈述自述》一文,摘自高增德、丁东编辑的《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一书,题目为编者所加,原稿题作《求学自叙》,作于1983年。在《辽史补注》出版之际,回顾陈述先生的求学治学之路,或许是最好的纪念。

陈述字玉书,河北省乐亭县人。1911年10月20日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会长。幼年家境清寒。父亲是一位有修养的读书人,诚朴务实,在家里教小学。幼年随父亲学了小学课程,念过“四书”、《诗经》、《书经》和汉唐以来的古文若干篇,背诵讲解,被要求懂文义,对《论语》《孟子》的汉解,还时常彼此比较对照。常说“文无定格也有定格;辨事说话,也常用赋、比、兴启发思路,总要有个条理头尾嘛。”父亲不准看杂书、小说,幼年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的书。背诵几句唐诗,还是孩提时期,由祖母口授的。单一地学会“之、乎、者、也”的用法,也粗知历代学术、文章大概,当然是很皮毛的。一般文化常识很贫乏。

十二岁,母亲去世。十三岁,进县城高等小学。那年月,小学举行全县会考,我在初小、高小两次考取第一名。当时误以为年幼,接受快、记得牢,以后回想,实际是得力于教诲。

来北京上学,两次转校,先在香山中学一年,转入省立第十六中学(宣化),一年后,又转北京求实中学。由于连次换学校,倒培养了自学的习惯。

1929—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直到毕业(或文学士学位)。学校实行学分制,除必修课外,选课不拘束,自学的时间很多,我们有十来个人,围绕着陈垣(援庵)先生的讲授,分别读书上课,茶余饭后,偶尔也互相期错,形成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松散小组,援庵先生常讲,要把研究中国史的中心夺回来,不能让中国史的研究落后于国外。平常讲究方法、史源,要求提高识力,要求举一反三。他通过提问交谈,掌握学生们的进度,作个别指点。我们十来个人中,张鸿翔是老大哥,已三十几岁,我年岁小,还不到二十。

1932年以前,我作过四项系统的练习:

一、《陈范异同》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有一部分是重叠的,就像《史记》、《汉书》那样,一部分重叠。宋朝人倪思以史、汉重叠部分,互相对比,作成了《班马异同》,就是校对《史记》、《汉书》,看彼此的差别。我仿倪思的办法,作成了这本书。

通过此书,可以看出范晔怎样根据《三国志》增改成《后汉书》,增的是什么新材料,减的哪些是文字精简(即刘知几所说的“点烦”)或者有所移动。此书由师大出版科印了一个单行本。

二、《南齐书艺文志》

这个练习,要看《南齐书》、《隋书•经籍志》及其相关的一些书,要掌握目录学知识。当时上海开明书店筹印《二十五史补编》,顾颉刚先生在北京替开明访求、组织书稿,这本书被印在《二十五史补编》里。

三、《蒋士铨年谱》

这个题目要广览清人诗文集,从史部以外求史,练习编年,熟习编年传记。1932年印在《师大月刊》(蒋士铨,字心余。此文发表时题作《蒋心余先生年谱》)。

四、《金史氏族表》

这个练习是参考《元史氏族表》体例并斟酌、改订,搜集宋、辽、金、元各史和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献作成的。

四项都属于习作,实际是沿着二十四史看书、查书,通过实践印象深,当然也有不足的一面,即带着框框去看书,无形中会受一定拘束,在实践中也发现新问题。年轻精力充沛,自知资质鲁笨,就“慢雀先飞”。全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用变换代替休息,锲而不舍。对《二十四史》和《清人著作》,有的细读过,也有的粗略翻一翻。因在课堂上学过《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史通》这一类的书,翻一翻也有一定的印象。

当时正值“九一八”,书生报国,也愿意知道一些东北史。

师大研究所作二十四史索引,要对各史标点,我标点了辽、金二史和元史的大部分。在进行中,有些不易断句的也需要查书。大辞典编纂处还委托标点者把特殊词目记下来,这使我对辽、金史又比较熟一些。

我听陈先生(垣)、朱先生(希祖)、陆先生(懋德)诸先生的课,平素注意史学史,既综观整个史学的发展,也留心具体著作的某些技术细节,注意前人有哪些成就,哪些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很有影响。

北海图书馆、学校里的图书馆是常去的地方。到北海去,一般是中午不回来,也有时是晚饭以后去。

1933年春,有一天,援庵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小型机会上,把《金史氏族表》交给两位先生看,并请估计作者的年龄,寅恪先生看了以后说:“可能四十左右。”他说:“他只二十一二岁,是我的学生。”对方感到还年轻,“你让他跟我见个面。”我就这样去到西四姚家胡同陈宅。那是初次见面,陈宅的看门者是位老年人,用旧规矩,把名片举在右肩膀上,导客入室。前辈对后学,倍极勉励,说今谈古,诚恳热情,给青年留下难忘的印象。临别还说:“平日我在清华园,周末进城,以后再来。”

1934年秋末,罗常培先生用电话约我到北海静心斋,说傅孟真先生要跟我谈谈。傅先生问了我学习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中研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我毕业以后能到所里来,我表示同意。转过年来4月就搬到北海研究所(先住蚕坛,后迁西院)。

进静心斋便门,顺西墙向北月亮门内,有个坐西朝东的小院,我就住在那三间西房的南屋,对面屋陈槃,左侧北屋住丁声树,出圆门,拾阶而上有徐中舒。在这个幽静的园中之园里,拱桥长廊,花木如画。每天早晚,连厨师茶房门者总共也不到十个人。读书就是办公。风雨鸡鸣,启人遐思。自度应当做点较大的工程,也算是担负时代责任。我考虑到二十四史在祖国历史的地位,辽金史在二十四史中的比例,辽金史里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做,也注意《新元史》的工作,效果并不完全理想美满。学问没有止境。任何学问都是积累的、长期的接力工作,所以不能不研究前人的经验教训。见贤思齐向人学,见有不合适的地方,就不再走弯路。柯劭忞就是在工作上疏忽了这一点,他虽然已经利用了当时所能利用的新材料,如《元史译文证补》、《永乐大典》等,作了渊博精审的考订,但是他没有从欧阳修的工作里吸取经验:新史既行,旧史不废。新史既是不能代替旧史,则作新史就是给读者添麻烦。我们应当提供读者以新材料、新知解,又要尽可能节省读者时间,便于翻检,这才是理想的办法。符合这种精神的办法,才是可取的。能够满足这样要求的体式,才算是有生命力的体式,才值得继承发扬。一个史学工作者需要知道一点史学史,就像一个门诊大夫,一面要对患者诊看病情,一面也要翻一翻患者的病历。

我在大学里学过日文、俄文,都是按规定,没有像学英文那样认真用功,时间也短。在北海时,和劳幹等三四人,请了一位教师,每周用三个晚上,在俞大纲家里学日文,寅恪先生说“和文汉读就可以了”。学了三个多月,因时局紧急迁南京,就停止了。在南京住定了以后,我每周用三天晚上从鸡鸣寺到新街口去学俄文,当时翦伯赞就住在新街口花家巷,上课前后,有时到他家坐一会儿,久了就成朋友了。尹达也在那里学过一段俄文。

敌机侵扰南京以后,随研究所内迁长沙,住在韭菜园圣经学堂西北楼,和临时大学同院,寅恪先生每周来教课,让我先把要用的书准备好,届时就拿着到课堂去,历史组的部分同人也跟着听,陈先生讲南方民族:巴蜀蛮獠,溪俚楚越,就是在那里讲的。当时丁则良是每堂必到的学生。以后研究所由桂林、南宁、转越南到昆明,住定了又开始工作,地方虽然迁转,业务连续未停。

在南京昆明作过几篇论文,如《契丹世选考》等,都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40年冬,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金静庵主其事,我被聘为研究院研究东北历史,地理、经济分别由各该系的两位教授兼。东大在城里,研究室在城外,还有几里路。住在研究室的,除了金先生和我,还有几位研究生。金先生半年在重庆,半年来三台。研究室附设两套石印机,一面编印《东北集刊》,一面印研究东北的专著如《东北通史》、《东北书征》等,还承印东大的学报《志林》,《辽金闻见汇系》、《辽史补注》也排入过计划目录,实际无力印。又因研究室改为研究所,任务由研究东北转向一般教学,1942年我专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导师,印书的事就搁置了。

在三台期间,因辽金史研究,得过哈佛燕京社的奖励金,三台同人中,丁山、陆侃如也因自己的研究项目同时得到,以后在梁方仲的传记里,看到方仲和寅恪先生、汤用彤先生也得到过。

丁山、孔德、我和蒙文通等创办草堂书院,我讲史部目录学(也兼教务),《四库提要史部笺》便是当时作讲稿用的。我在教书期间,除讲辽金史而外,又讲中国史学史,教学相长,这有机会得以熟悉祖国史学遗产,数点家珍,主要看前人在已有基础上,不断进步,不断更新。鉴往知来,就使我们在工作中,比较清醒主动。后人可以看前人,前人无法看后人,因此就要学历史(当然学历史并不限于看前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不论在哪一个领域里,知道一些本学科的发展经过,都是完全必要的。

我在三台几年,和很多同事们有同样心情,大家都盼着早日胜利,有那样一天——“青春作伴好还乡”。

日本投降了!大家交相庆贺。一片欢腾,也一片混乱。不少同事争先飞离四川,也有沿陆路过西安走的。臧校长(启芳)要到南京交涉复员以后的安排,委托我代理他任复员总领队,我就同全校人员别了三台,过重庆,顺江而东。出川的人多,交通工具少,秩序也差。一路耽误很久,才到南京。丁山留我在上海暨南大学,就没有到沈阳去。

到了上海暨南,同时又任复旦大学教授。教课之余,清理过一次战前校辑的《辽文汇》,也未能印出(此书在北京解放后,由科学院出版局印装成线装四册)。那一年,上海正处于反饥饿、反迫害抗议活动的高潮,罢课罢教,我也在反饥饿的大队里。一年以后,回北京师范大学。

在北京,也常遇同学、同事遭迫害。有一次,大家从厂甸步行到新华门请愿,整整在马路上坐了半天。

在北京,我写过《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刊在《辅仁学志》),用游牧民族的实际生活结合文献记载,证明汉人对《辽史》的附会。写过《论契丹选汗大会》(刊在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用实例说明选汗大会的前后变革和北方草原上的通例。

由北平研究院出版过一本《契丹史论证稿》,这是一本比较深入的讨论辽代历史的书,经过斟酌去取,详细考证。目的在用史料阐说祖国南北文化的结合奠定了祖国统一的基础。另册讨论制度,未付印。出版以后,鸟居龙藏曾对该书作了长篇的书评(刊在《燕京学报》)。他说“还等着再作一次光荣的评介”,即指另册言。书刚印的时候,市面上,已经使用金圆券,真正是“风雨如晦”的时候了。

美国洛氏基金会给师大一个教师进修的机会,可以去两年,学校让我去,陆先生(懋德)催我去。丁易说:“很多人已到石家庄(解放区),现在去美国,回不来了怎么办?”当时我也接到邮局寄来的印刷品,封面上印着《剿匪小丛书》,内容是《五一宣言》、《社论》之类,我意识到是党的地下同志寄来的。当时决定:安下心来迎接光明。陆先生说:“我多年教书,只遇到两个在学生时期能做出学术成果的,一个是你,一个是清华的张荫麟。既不出国,那就著书吧。”(陆先生在各大学教书,很有些学生有成就,我并没有做出怎么成绩,这只是加重督促。)话虽是勉励,其意若有失焉。

北京解放了!知识分子也翻身了。首先是学习改造,从头学起,转变人生观——怎么为人民服务。应吴晗提议,发起组织中国新史学会;因吴晗之介,参加了民主同盟。

听到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自己感到欢欣鼓舞,精神振奋,顿觉年轻了很多,也觉着是进入新的时代了。

有一天,徐老(特立)到我家里来,谈了一会儿,要看看《辽史补注》,同来的还有中宣部的两位同志,前后翻着看了几段,说,“很好。和王先谦的《补注》并不相同,以后我替你设法印。”我很感激徐老的鼓励。和王书不同,当然指的是不专考订训诂,而在增补史实。当时大学里,师生一同学习《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在学习高潮中,自己也积极学习改造,在革大研究院学习了十个月。

除在师大教书外,又兼过中法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讲辽金史。学习马列理论,觉今是而昨非。改造思想是长期的,通过业务更觉得思想改造的重要。

从1952年任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配合民族识别、民族调查,几年的时间里,作过《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来源的文章,发表在期刊杂志。写过一本《达斡尔历史》(待刊)。组织上编写三套丛书(简史、简志、区域自治概况),跟着大家一同审看润色。新的风气,常有集体协作任务:边界材料、历史地图、辞海,任务带动工作。也有外边送来的,如历史所送来过蒙古人民共和国(丕仍来)的博士论文,要求作学术鉴定,写评语。外交部送来过回答匈牙利人问中国匈奴史的问题。博物馆有时也带来地方馆的问题,军队某部来问过城防沿革,长影的同志来问过契丹男女衣装,也有青年来信问书。几年里,跟大家一样,显得忙忙碌碌,没有做出什么成果。

在民院曾兼院图书馆主任,也兼过研究室主任。印过《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前者属资料工具,后者是解放后学习研讨契丹历史的一本书。台湾把我在解放前后印过的书文,差不多都在《辽史汇编》里翻印了。

由上边布置的和翦伯赞等编过民族史资料(由中华印过三本,唐以后待续),对文献检索查对,还需要有工具书,我做的《辽史五种》既是资料,也是工具书。有了工具书,替后人省时省力,也避免误解。“读史共推《纠谬》细”,《纠谬》即纠《新唐书》的失误处,但有的如恒山作常山,是避唐讳;程昌胤作程昌裔是避宋讳。虽未统一,不算谬误。区别了同名异名,可免张冠李戴。资料工具工作,就是为本学科的前进奠基铺路。

五十年代里,日本、苏联有些讲契丹字的文章,他们都是追求读者,我看了他们主要的材料意见,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找出些音义,再再解读实践中,去其未合,存其可取,用已知推位置,试探开展。为了找中世纪蒙古语文作参考,把《元朝秘史》的汉字记音,用英文字母登入卡片,注上汉文。又用汉字字义按笔划制成卡片,随附标音的蒙文,见于《辽史》、《元史》和其他文献的译语也注进去了一些,未能做齐,就开始批判“三家村”。

因和吴晗认识,又在初期替我一个学生说了两句公道话,运动不就,就被拨入扫地拔草大队。除了写交代材料、外调材料外,动笔的机会不多,十年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信,书已加封,这是认字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段全休。

惟有棚栅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休也休不全,得空还是看看书,放不下,当然没有什么收获。藏也藏不住,有外边来人通过工宣队来座谈边疆问题。下干校之前,还经工宣队安排写过三次边疆材料。

在干校养猪种菜一年多,被调回参加标点二十四史。

每天从西郊进程,早出晚归,这不仅是比起来在干校轻松了很多,更感兴奋的是又接触了书纸笔墨。直到任务结束,回研究所工作。收束辞海未了项目,作过契丹文字三论:历史概况;有关解读的几个问题;解读释例(我的学生、友人们有可喜的进展,当然离全部通解,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这要靠众手接力)。

拨乱反正以后,心情舒畅。精神旺盛,虽然年事渐高,但体力转健。从1979年以来,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上欣欣向荣,更激发了学习、工作的积极性,除带研究生、进修生和其他工作任务外,还发表了学术论文十来篇,印了《辽代史话》(普及读物)、《全辽文》(一部辽代当时直接史料的总集),打算印《辽史补注》的同时,再印《辽金工具书十种》。我的学习工作范围,重在证实纠偏。证实以见当时历史实际情况,纠偏则纠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

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辽金两代在祖国历史上有特殊贡献(如沟通长城南北,稳定祖国北疆,融合南北文化等),过去由于民族偏见、旧时代正统观念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作辽金研究,应当深入学习宣传,消除歧视偏见,蔚成风气。

愿和青、壮年同志们一道,升入学习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开展实事求是的学风,投入“四化”建设。

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

打赏
网站首页  |  打赏  |  学院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使用协议  |  版权隐私  |  网站地图  |  排名推广  |  广告服务  |  积分换礼  |  RSS订阅  |  违规举报  |  吉ICP备14003916号-1